培訓機構為何成為“公害”?真正問題在學校教育

  原標題:治理減負難,對焦學校教育“刮骨療傷”

 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,“中小學生減負”“課後三點半”等問題成為教育領域的熱點話題。這些都是長期被詬病的“老問題”,多年來反覆治理卻始終存在。

 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,解決這些問題已經不能是“頭痛醫頭”的末端治理,而需要從源頭上綜合治理,從根本上改變當前的教育生態,將家長、學生從種種糾結中解放出來,重新樹立對教育功能的價值認同。

  對話嘉賓:

  楊東平(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、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)

  趙琬微(半月談文化教育領域資深記者)

  1

  培訓機構成“公害”,真正的問題出在學校教育

  趙琬微:

  前些日子,教育部等四部門發文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,目前已初見成效。

  但由於“減負”問題存在多年,學生負擔過重成因複雜,專項治理“一陣風”的長期效果還是讓人不敢放心。對這些校外培訓機構,您怎麼看?

  楊東平:

  這一輪的教育治理首先從課外培訓開始,因為課外培訓問題非常突出,綁架了學校教育,成為社會的“公害”。

  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培訓機構對學生負擔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。不過稍微深入思考,就會發現,這僅僅是“病灶”而已。

  培訓機構被稱作“影子教育”,因為它與課堂教學如影隨形。真正的問題出在學校教育,正是應試教育的指揮棒催生了繁盛的培訓機構。

  為什麼家長要花錢去輔導,為什麼多年“減負”治理越減越重?21世紀教育研究院“減負”課題組調研發現,在上海、北京、成都、杭州等城市,課外補習已經演變成一場沒有盡頭的競賽。

  為什麼“大吃大喝”管得住,一個培訓卻管不住?很簡單,地方教育部門的整個評價體系都是應試導向,這才是問題根源。

  其次才是教育機構的逐利,家長的無理性等。這一輪對課外培訓機構的治理,從去年開始,上海、成都開始試點,要求對義務教育負有管理責任的地方政府改善治理方式。

  可以説,應試教育這麼多年,我們“小升初”激烈的程度,完全違背了義務教育的宗旨,對教育生態造成很大的破壞。

  這種不健康的生態是由公辦學校、培訓機構、民辦學校、家長、地方政府等不同的利益主體共同催生的。

  2

  70%的學業負擔來自校內

  趙琬微:

  我理解的教育“生態失衡”是多數人違規,造成明規則失效、潛規則橫行,甚至本末倒置。

  有人形象地比喻為“劇場效應”或者“破窗效應”,因為前排起立的人太多了,所以其他人也被迫跟着站起來,迫於無奈。

  楊東平:

  每個劇場都有保安,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守夜人。政府不能放棄這個責任,需要深入細緻地做工作。

  首先,要承認學校之間有差距,“擇校”熱宜疏不宜堵。比如,北京和上海經過義務教育均衡驗收,總體上還是不錯的,但是在一個學區裏,只要有一所比較差,家長還是會擇校,所以如果有薄弱校,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定點解決問題。

  第二,對培訓機構惡劣的做法要堅決打擊。中國培訓機構完全把教育作為生意來經營,其狀況比亞洲其他國家要惡劣許多。

  比如對2歲孩子進行奧數教育,幼小銜接班宣傳一個暑假就可以讓學前兒童達到小學三年級水平,等等。一些培訓機構總是搞這種東西,不斷地突破底線,不擇手段地謀利。

  這種惡劣的做法不要説什麼遵循教育規律,連良心都沒有了。這些培訓機構的背後,是某些上市公司在資本的推動下有極強的趨利動機。

  從世界各國看,對培訓機構的管理整頓都是非常嚴格的。比如韓國對培訓機構的收費標準進行詳細規定和限制,規定“一對一”1小時最多不能超過多少錢。

  我們現在剛剛開始比較細的管理,上海、成都的管理措施對培訓時間有了要求,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方面的管理需要細化、提升。

  趙琬微:

  課外培訓增加學校壓力,綁架了學校教育,許多老師也很無奈。有的老師説,因為許多孩子超前學習,自己不得不重新備課或者分層教學,加大了工作量。

  楊東平:

  公辦學校校長講得最多的是“我們減負,家長加負擔”。可是,學校是不是完全無辜的?大量的事實證明並不是這樣。我們調查發現,70%的學業負擔來自校內。

  還有一個重要情況,我們發現很多公辦學校教師進行有償補課,數據是驚人的。

  調查顯示,公司、機構舉辦的輔導班只佔學生所上輔導班的20%左右,而公辦學校老師小範圍的辦班大量存在。他們並不是去培訓機構兼職,而是自己在家裏補課。

  這個情況比我們想象的嚴重,惡化了師生關係。一些老師在外面補課工作量很大,課堂上敷衍了事,吸引學生參加補課。

  政府反覆強調不能有償補課,但是實際監管往往是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”。你聽説過有學校因為私下補課而開除老師的嗎?

  因此,整個教育生態應該下大力氣去治理,不僅僅只是培訓機構、教學方法的問題。

  要堅持義務教育的價值,政府依法行政、依法辦學,才能正本清源,重新引導價值的認同,真正攻克學業負擔這一頑症。

  3

  “源頭”還在學校

  趙琬微:

  我一位中年朋友聽説“華羅庚杯”停賽,感慨“華羅庚杯”曾是他愛上數學的橋樑,已經有30多年歷史了。

  聽説最近在新一輪治理課外培訓機構的舉措中停賽了,他百感交集,不知道這些年都發生了什麼。

  楊東平:

  “華羅庚杯”從鼓勵孩子學習的初衷,變成“令人痛恨”的學業負擔,是有一個轉折點的,這個轉折點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整個教育生態改變的標誌。

  這個時間點是1998年,當時北京一所高校附中舉行小學奧數比賽。

  此前奧數是一個面向少數兒童的學科競賽,這個學校辦班則是從全北京小學生中篩選,通過一輪輪篩選的學生,可以進入該校初中。這個名校就是通過這個班,獲得了“第一桶金”。

  當時推行義務教育法,各個學校都不能通過篩選招生了,只有這個學校還在大範圍地篩選學生。

  所以,這個學校的升學率奇蹟從那個時候開始出現了。隨後,多所中學都開始辦比賽招生,逐漸蔓延到其他學校。長達20年左右的殘酷競爭蔓延開來。

  這些年,關於各種競賽都反反覆覆地禁止,但是很難真正地杜絕。

  趙琬微:

  禁而不止,這也説明了教育部門的侷限性,可以説,中國的教育問題並不是教育部門能一力承擔的。

  這次四部門聯手,對於破解以往治理機制上的弊端有一定突破作用,比如工商等部門可以更好地管住培訓機構,和學校聯手治理了。

  楊東平:

  不是這樣簡單的。四個部門聯手,也只能管培訓機構。

  我們應該看到,一方面資本在教育領域快速聚集,推波助瀾;另一方面,校外培訓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,這其中有名校利益在作祟。

  其實,教育部門如果動真格,敢於“刮骨療傷”,排除一些利益干擾,進而查處一批學校,哪怕只有它一個部門管理,也可以管得好的。

  其實,整個教育生態的“源頭治理”,源頭還是在學校。要扭轉公辦學校的價值觀,不能明面上不擇校,實際上偷偷摸摸選拔學生。

  只要嚴守明規則,槍打出頭鳥,就不會出現“管不住”的情況。

  4

  課外培訓加劇教育不公

  趙琬微:

  我覺得,學校也受應試教育大環境的影響,即便管住學校,似乎也攔不住家長那一顆顆“不能輸在起跑線上”的心。

  “減負”不能真正推進的原因,恐怕還是高考這根指揮棒。

  雖然高考改革在推進,但是“一考定終身”始終沒有改變。對於一個家庭來説,如果自家孩子搞素質教育,而其他人沒有改變,那未來自家孩子肯定會吃虧。

  楊東平:

  我不認為高考改革是導致義務教育擇校熱的原因,因為高考指揮棒指導高中生,而不是説高考的壓力直接傳導到初中生和小學生。要就事論事,不要一概而論。

  “小學、小升初、中考”這三段是義務教育階段,高考是一個競爭性的教育階段。同為儒家文化圈,在日本、韓國,高考競爭是非常激烈的,但中小學的素質教育還是有保障的。

  回想一下,我們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,小學生沒有擇校競爭。即便當時也有激烈的高考,但高考壓力不會直接傳導到小學。

  如今很多小學生睡眠都無法保障,太可憐了。到了高中階段逐漸走向成年,心智成熟才可以迎接更多挑戰。所以,高考改革是一個具體而專門的問題,與中小學生減負不能直接掛上鈎。

  趙琬微:

  有輿論提出“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”等觀點,認為減負等同於學校在推卸教育責任,讓孩子更輕鬆,相當於剝奪了“窮人”享受優質教育的機會。這種觀點雖然偏激,但似乎也有一定的生存土壤。

  楊東平:

  這種論調是顛倒黑白,是部分人對於減負的誤解。實際上,正是因為課外培訓的存在加劇了教育不公。

  培訓機構通過“製造焦慮”的捆綁銷售和飢餓營銷,讓教育成為一種商品。同時製造出“拼爹拼媽,我們只能拼孩子”這種煽風點火的口號。

  一些培訓機構圍繞擇校需求製造恐懼,不斷升級。從“起跑線上的競爭”,現在變成了“階級鬥爭”,他們還宣稱“上升通道”都關閉了。

  這類文章許多都是培訓機構的軟文,把學業競爭誇張到無以復加的程度,讓很多家長非常恐慌。

  這讓我也注意到教育生態治理中的一個新問題——在市場化和自媒體的時代,政府和學界理性的聲音越來越難以引起注意,而聳人聽聞、似是而非的話最容易傳播。

  自古謠言勐于虎,總是套路得人心,政府和新聞媒體有責任加強教育領域的理性報道,改善輿論環境,以正視聽。

  趙琬微:

  除了“堵”課外培訓和擇校衝動,一些國家也有面向弱勢學生、後進學生的“補救教育”。

  如美國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“開端計劃”和“每一個學生成功法”等,我們也可以借鑑一些經驗,利用公共財政向貧困等弱勢家庭傾斜,為他們提供有針對性的課外教育指導。

  楊東平:

  目前我們國家沒有相關的政策,這是可以考慮改善的。我們現在很多政策都是“一刀切”,比如應對擇校熱,就簡單地把擇校需求壓制住。

  其實應該是在最關鍵的環節發力,即通過公辦學校的均衡消除擇校衝動。

  我記得以前鼓勵民辦學校發展,有一句話是“公辦不擇校,擇校找民辦”。

  現在看,民辦學校辦起來了,但是一些公辦學校水平下降。上海2016年中考成績排名,前10名均為民辦學校。

  公辦和民辦基礎教育質量產生分野,把所謂的“階級分層”強化了,這個已經背離了基礎教育的價值,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。

  如何改善公辦學校品質,處理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關係成為一個新課題。

  5

  源頭治理就是要維護義務教育的秩序

  趙琬微:

  在我國雙職工比例很高的情況下,家庭無力承擔課後輔導,就把責任交給社會,結果出現了一系列亂象。

  有地方規定小學生每天在校學習時間不超過6小時。現在似乎沒有一個基本的共識,“課後三點半”應該是誰的責任?

  楊東平:

  在國外,學生離校的時間的確很早,國外有很多家庭是全職主婦。而國內雙職工為主的情況下,學校承擔課後服務的功能,毫無疑問是應該的。

  過去很多學校設置了靈活的接送時間,現在規定到17點,很多家庭還是無法兼顧。

  前幾年,以治理亂收費為由,把課後服務取消。現在如果要增加學校的課後服務,則是下一輪改革應該做的事情。這是一種社會需求,要因地制宜採取措施。

  趙琬微:

  如今,人們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不斷升級。在對教育功能的價值認同上,我們國家所倡導的教育價值理念與具體實踐似乎長期存在“兩張皮”現象,“讓教育迴歸原點”成為不少有識之士的唿聲。

  現代化的教育治理,需要改變這種應然和實然相互割裂的狀態,在教育功能的價值引導上,兼顧大眾化和多樣化,以教育公平為底線,真正將“育人”作為核心追求。

  楊東平:

  長期以來,許多地方熱衷於建設“重點學校”,搞“掐尖”式教育,客觀上一直在製造學校差距。

  在追求升學率、排名等“教育GDP”的集體行為中,地方政府、名校、企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形成了阻礙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利益集團。

  教育的源頭治理就是要有效地維護義務教育的秩序,從改善政府治理入手,解決政府缺位和錯位的問題。政府不僅僅是開會發文,更關鍵是要令行禁止。

  在政府、學校、社會力量並存的格局中,要走向多元主體參與、共建共享的現代教育治理體系。

  通過樹立共同的價值觀,規範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競爭,規範和治理教育培訓機構,改善公辦教育的品質。

  我國基礎教育和義務教育必須樹立面向未來、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,使教育迴歸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根本宗旨。

責任編輯:張韋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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